1936年深秋，陕北的窑洞里，中央红军的账上已经很难再挤出像样的数目。队伍到达陕北不过一年，七千多人落脚时全部家底只剩一千多块大洋，吃饭和过冬都成了摆在桌上的难题。毛主席想到了一个人，上海莫利爱路29号的宋庆龄。 1935年冬天到1936年春天，中央红军在陕北的日子是用“熬”字来算的。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把仅有的七千块大洋留下了两千，五千送给了中央，可五千块大洋分到几千人头上，撑不了太久。 她把抚恤金全部取了出来，数目离五万美元还差着一大截，于是拿着房契去了银行，把莫利爱路29号押了出去。 抵押合同上写得清楚，期限三年，到期赎不回来，房子就归银行。抚恤金加上抵押得来的钱，凑在一起，正好是五万美元。这笔钱没有留在她手里过夜，直接交到了潘汉年手上，由地下渠道分批送往陕北。 潘汉年在1936年的上海，身份处在明暗之间，他既是中共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之一，也是宋庆龄与陕北之间为数不多的几条可靠通道之一。 毛主席的信由他面交宋庆龄，宋庆龄凑齐的五万美元也由他接手安排。这笔钱送到陕北之后换成了什么，账目上没有留下逐项的清单，但那个冬天红军最缺的东西是明确的：粮食、棉衣、药品，还有电台零件。 宋庆龄在抵押房子的时候，没有跟陕北那边提过一句这钱是怎么来的，她只在事后给廖梦醒的信里写过一句很平的话：“我已将老宅抵押，细节未曾告知对方”。她不让那边知道莫利爱路29号已经押了出去，理由她自己写得也很平：“不可扰人前线之思绪”。 这笔钱在账上挂了很久。1954年，潘汉年把五万美元交回到了宋庆龄手里，带的话是毛主席“还的钱”。那时距离1936年已经过去了十八年，宋庆龄接过这笔钱的时候，没有说什么。 她后来在信里写到这件事，用的也是极简的句子：潘汉年在被捕前半年把那笔款拿来给她，说是毛主席还的钱。 这笔还款在形式上走完了借贷的闭环，可莫利爱路29号在那之前就已经不再是抵押状态，房子后来回到了她手里，抚恤金则早已换成了陕北那个冬天里消耗掉的东西。钱还回来了，但房子押出去的那几年，和抚恤金存了十一年没有动过的那些日子，是还不回来的。 1969年3月17日，七十六岁的宋庆龄在北京后海的住处坐下来，给远在广州的廖梦醒写了一封信。廖梦醒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长女，跟宋庆龄的交情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，是可以讲私房话的人。 从1936年到1969年，中间隔了三十三年，如果把1954年还款那一年算作一个节点，到那一年是十八年，而到信里把这件事完整写下来的这一刻，是三十三年。宋庆龄在信里还写了潘汉年送还款的事，两件事并在一处，三十多年前那个冬天的来龙去脉才第一次落在纸上。 莫利爱路29号后来换了一个名字，叫做上海孙中山故居。那栋房子在1936年冬天被押进银行的时候，宋庆龄在抵押合同上签了字，期限三年。房子后来赎回来了，她在那之后又在那里住了许多年。 特别
